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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进步与经济结构的历史关系
发布时间:2018-05-27 09:01

  1725年,农业革命在英国出现,粮食的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,大量人口从农业转出的条件开始具备。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,冗余农业人口转为工业劳动力,由于已完成农业革命,英国在一段时期内不存在粮食负担。工业革命导致的交通变革,扩大了市场。
 
  与之同步发生的医疗卫生革命,形成了城市卫生系统,抗生素的发明和免疫的推广,在粮食充足的基础上,大幅提高了人均寿命,也因此提升了工业劳动力的寿命,促进了工业革命进一步发展。工业产品领先优势所带来的高额利润,反过来又继续促进农业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进步。这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--英国的故事。从民众对互联网经济的热衷、支持,到政府寄予厚望、加以扶持,再到遭受质疑、批评,不过匆匆数年时间。问题究竟在哪里?
 
  如果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电商售假、网约车殒命,甚至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资本补贴、监管不力,都不足以认识到中国互联网经济问题的实质,也无助于作出深刻的反思。
 
  本文的目的,在于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,去分析中国互联网经济各类问题的根源。
 
  科技进步与经济结构的历史关系
 
  富国强兵的愿望没有任何问题,所以后发国家基本无例外的优先选择引入先发国家的工业技术、医疗卫生技术,因为工业上不追赶,那将一直面临以低价农产品换取高价工业品的命运。
 
  因此,在整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,除了已按次序完成工业革命的欧美发达国家之外,其他处于“追赶”状态的农业国,都是在没有完成农业革命的状态下,直接进入到工业化追赶和医疗卫生技术普遍使用的阶段。
 
  这就导致了两个巨大的问题:
 
  一是工业化人口不足,为了“弯道超车”实现工业化,必须将部分农业人口强行迁至工业领域,而在农业革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,就导致一个时期农业生产力的严重不足,一边工业化一边饿肚皮,这是20世纪初全球很多国家的常态,也出现了普遍的社会矛盾,甚至成为战争的原因。
 
  二是医疗卫生系统和技术的引入,为后发国家带来了人均寿命的普遍提升,这对粮食需求又构成更大压力,在粮食本已不足的情况下,人口爆炸却开始了。
 
  工业化的技术是需要从先发国家引入的,这就需要农业国以大量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出口换来少量的工业技术。
 
  这时有两个选择,一是选择外债,这就沦入债务国状态,例如南美;二是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,在农业革命尚未完成时去补贴整个工业化,这就必然形成对农业的剪刀差,例如中俄。
 
  所以在南美,外债负担是常态;而在中俄,外债负担没有南美那么大,但农村、农业问题突出。计划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后发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工业化是紧密相关的。工业化完成后,农业仍是局限所在,这要持续到本国的农业革命完成,直到农业技术有实质提升,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,整个国民经济才趋于正轨。这就是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历史。
 
 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历史,形象地说明,外来科技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:在开始讨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之前,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。
 
  整个西欧的发展都是沿着英国的次序往前。但在亚洲、非洲、南美等地,却并非按照“农业革命-工业(交通)革命-医疗卫生革命”的次序来进行。
 
  一是后发国家不得不跟随,因为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是稀缺资源,具有高附加值。
 
  二是要跟随发展就会有高昂的付出。直接引入外来科技虽然可以带动本国在某些领域快速发展,但尚未发展的那些部分,仍将掣肘未来发展。所谓“弯道超车”,最终是一种补贴或者取舍状态下的局部追赶或超越,长期来看,那些“局部之外的部分”,正是未来的局限性所在。
 
  今天欠的债,以后总是要还的。正如今天中国互联网的发展,无论从联网数量、使用人群和覆盖面来讲都堪称全球领先,但技术本身不会带来全方位的进步,以往的问题仍然存在,很多看似新的问题,说到底,仍然是遗留问题。
 
  经济结构失衡下“弯道超车”的中国互联网经济
 
  2008年,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,也是中国互联网经济和传统实体经济的分水岭。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基建地产的依赖,导致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,中国继续以基建、地产拉动经济。资金大举投入到本已过剩的行业,金融与地产基建继续捆绑,短期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,还带来了小阳春。但后果是,除了部分眼光长远的地区,全国范围来看,本应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未能坚持,本应在创新上继续积累发力的制造业,要么缺乏相应的资金来源,要么被短期价格引导跑偏。
 
  2008年是中国互联网经济非常关键的年份。2008年的外部冲击与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,抑制了制造业升级。政策层面对于就业的担忧,为互联网经济扩张带来了意外的空间。而大量的基建投入为今后十年的互联网红利奠定了基础。
 
  2008年开始对基建的大笔投入,在未来十年中不断提升互联网经济所依赖的公路、铁路等基础设施水平。
 
  2008年的电信业改革,开启了宽带网络的大门,大规模的基站建设,为互联网经济打下了坚实的网络基础。
 
  同时,2008年开始的快速城市化,导致大中城市公共交通、教育和医疗资源在未来十年出现严重不足,为互联网线下平台模式的推开提供了契机。而在金融危机的短暂打击之后,2008年过后开始持续走高的地价和房价(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价格),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,中低端制造业通过卖场获得的利润越来越薄,传统卖场的利润也越来越薄,中低端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机遇,最终转向电商,以规模求生存。
 
  在2008年之前,中国的互联网仍然是以传统线上业务为主的,主要是靠游戏和广告。在2008年之后,伴随着公共交通、基础网络的发展和互联网用户数的直线上升,电商平台成为互联网企业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开端。
 
  从数据上,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:2007年,淘宝全年的交易额是人民币433亿元,而2008年仅上半年,就超过人民币413亿元,等到了2017年,这个数字已经突破3.77万亿。基建的完善为物流提供了基础,因外需乏力和地产经济挤出效应所导致的制造业不振,使得大量原有的制造业劳动力成为冗余,为快递、仓储等行业提供了大量劳力资源。
 
  此后,以58、赶集、美团、大众点评为代表的服务类平台兴起,对应满足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家政、餐饮、娱乐需求。滴滴则垄断了汽车出行市场。甚至连几乎找不到未来利润方向的共享单车,也成了新时代的“四大发明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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